中秋一词最早见于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马》，其中提到“中春，昼击土鼓，吹豳诗，以逆暑。中秋夜迎寒，亦如之”。这条史料将中秋与中春并列，中春是春季的中间一个月即农历二月，中秋则是秋季的中间一个月即农历八月。
中秋节进入中华传统节令序列的时间较晚。目前根据现存史料基本上可以断定，在唐朝之前，并没有中秋节这个节日。不仅秦汉时期的史料中没有关于中秋节的记载，即使是南朝梁代宗懔所撰《荆楚岁时记》等专门节令著作中，也找不到涉及中秋节的内容。唐高祖武德年间编纂的大型综合类书《艺文类聚》中的《时令部》收录了元正、三月三、五月五、七月七、七月十五、九月九、寒食等节日，但未见中秋节的记载。
中秋节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，包括千秋节的转化、古人玩月的传统、道教长生信仰以及域外习俗的传入。千秋节是庆祝唐玄宗李隆基八月初五生日的重要节日，其重要活动之一是君臣互赠金镜，即千秋镜。许多千秋镜都是月轮形状，上面刻有月宫、桂树、嫦娥、月兔等月亮元素。虽然千秋节后来停废，但铸镜热却引导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天上月，进而在八月初五前后将目光投向天空中的一轮明月。
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赏月、玩月的传统。早在中秋节出现之前，赏月、玩月就已经成为文人诗词歌赋创作的重要主题。唐代之前，文人赏月并不局限于某一月，每月十五都有人举头望明月。唐代之后，文人玩月逐渐固定在中秋即八月，尤其是八月十五夜。唐人认为一年之中月最圆时莫过于八月十五夜。
唐德宗贞元十二年（796），福建士子陈可封在长安无处落脚，暂居永崇里道观华阳观内。这年八月十五夜，他邀请几位朋友一同玩月赋诗。陈可封认为，玩月讲究时令节气，只有夏日之后、冬天之前的秋季是最佳玩月时间，仲秋尤其是“八月十五夕”最适合玩月。
无论是文人举头望月，还是玄宗月宫一游，都与月亮在道教信仰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。道教认为月宫是仙界的象征，嫦娥飞升月宫是因为服用了西王母给后羿的长生不老仙药。而同在月宫的玉兔、蟾蜍则肩负制作仙药的重要职责。
从黄帝开始，历代帝王几乎都有飞升成仙的愿望。李唐皇室自认道家始祖李耳后人，更是把道教地位提高到极高的高度。开元天宝盛世时期，大唐经济繁荣，社会稳定，国力强盛，人们自然想要在这盛世中长寿长生、长享太平安乐。李唐皇室对求道长生的不懈追求，引领了民间对道教信仰中万年长生之地的月亮的进一步浮想联翩。
安史之乱后，社会心理对团圆因素的需求增强。八月十五夜月圆满无缺，人们抬头仰望一轮圆月，自然会生发出对阖家团圆的无限祈求。白居易《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》云“月好共传唯此夜”，徐凝《八月十五夜》亦言“一年无似如今夜”。八月十五望月祈盼盛世团圆、再造一统，成为人们怀念开元天宝盛世的重要心理载体。
在团圆成为人们八月十五望月的主题的同时，来自朝鲜半岛和西域的因素也在加入中秋节的形成进程中。据《北史》《隋书》和《旧唐书》等记载，新罗非常重视八月十五日，君臣共同欢宴过节，举行射箭等活动。据日本僧人圆仁所作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，新罗之所以异常重视八月十五，是因为当年新罗与渤海国大战，终于在八月十五日取得胜利，遂“仍作节，乐而喜舞，永代相续不息”。
在东方朝鲜半岛外，西域似乎也有八月十五过节的习俗。据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卷四《境异》，龟兹国在八月十五日会“行像及透索为戏”。这两项风俗一是“行象”，二是“透索”，即跳绳。
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中秋节在宋朝最终形成。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东京开封中秋节云，“中秋节前，诸店皆卖新酒……中秋夜，贵家结饰台榭，民间争占酒楼玩月”。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记载临安中秋节云，“八月十五日中秋节，此日三秋恰半，故谓之‘中秋’。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，又谓之‘月夕’”。
尽管中秋节没有正式在唐朝成形，但诸如八月十五赏月等中秋节的核心元素已经在唐朝基本具备。长安一片月成为当时帝都文人和后世骚客绵延千年的文化乡愁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心理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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